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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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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16 10:59 资料文集短消息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之一与二

《永远不熄灭的火种，不屈不饶的民族大业》

对于许多中生代，尤其是年轻的朋友来说，他们对于大马华文教育的发展史，或许只是一知半解，或许印象模糊。那么，就趁着这个机会，让我们先来温习一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走过的心酸路。
对于那些喜欢论政的朋友而言，这篇文章可以为你提供相当完整的大马华文教育发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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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若从1819年在槟城所建立的第一间私塾--五福书院算起，已有192年的历史。

这192年里，华文教育经历无数的风雨波折，起落浮沉，面对英国殖民政府的打压，到了马来西亚独立之后，又不断受到巫统的种族极端主义，加上马华公会不断的背叛和出卖，能够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其中的心酸痛苦，不足以为外人道。

以下谨简要叙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一些重要里程碑，以便对今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历史渊源有个梗概的认识。

现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能够保存1283间华小，60间独中及2所多元媒介的学院，是经过192年的漫长岁月，与英殖民主义者、日本侵略者、及独立后单元化的国家教育政策展开的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及付出了无数先烈们的性命、自由、血汗和奉献之后所取得的成果。

华教的生存与发展，体现了华族注重子女教育的优良传统，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及反对同化和捍卫民族特征与尊严的决心。

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一开始便以民办教育的姿态出现。

当时华人由中国大量移民到马来西亚当劳工。为了解决子女的教育，就在会馆、宗祠、神庙或其他简陋的地方建立私塾，以方言媒介传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或《四书》、《孝经》之类的经典古籍，以及书法，珠算等。1898年，中国满清政府采纳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的主张，进行教育改革，建立了新式学堂，并推行到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第一间现代式华校是创立于1904年的槟城中华义学。

所教授的课程包括修身、读经、国文（华文）、外国语（英语）、历史、地理、算术、物理学、体操等。

此后，各地私塾竞相仿效。五四运动之后，教学媒介语即由方言改为普通话。随着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马来西亚华人由于受到中国革命思潮的影响，兴学之风更盛，使华文教育出现欣欣向荣的盛况。

截至1920年止，马来联邦共有华校181间，海峡殖民地（即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则有华校313间。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英殖民政府推行"英文至上"的政策，英文教育是少数统治者的特权教育，对华文教育则漠不关心，让其自生自灭。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当时马来亚华文教育是中国侨民的教育，它的学制、媒介、教学法与教学目标等皆直接受到中国教育制度的影响。

1920年英殖民政府实施学校注册法令，规定凡满十名学生的学校便须注册，而且必须在课程、行政与卫生等方面符合殖民政府的要求。

注册法令实施后，立即有十多间华文学校被取消注册，而且在1925年至1928年之间，至少有315间华文学校被取消注册。

英殖民政府这项法令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华文学校，因为当时的马来亚华文学校深受中国政治思潮，特别是具有鲜明反殖与民主意识的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是英殖民政府所不能容忍的。

英殖民政府的这项措施引起马来亚华人社会的普遍反对，但仍强行实施，并将当时的华教领导人左希泉、陈新政、余佩皋、宋林木、钟乐臣等递解出境，遣送回中国。

英殖民政府在1924年及1931年分别在海峡殖民地及马来联邦增设专司华校事务的副教育提学司及华文学校视学官，加强对华文学校的管制。

1924年，英国殖民政府开始津贴华文学校，但数目微不足道。
1924年津贴33,000元，只占该年教育总开支的1.6%；
1938年提高至195,000元，只占该年教育总开支的5.1%而已。

1925年，英殖民政府修正学校注册法令，授权教育提学司不准涉及所谓"颠覆"活动的教师进行注册。
据1937年马来亚高等教育委员会报告书所提供的资料，当年华文学校学生共有86,289人，约为英文学校学生的两倍。

这说明了尽管受到各种压制，华文学校仍然蓬勃发展，表现了它的坚韧生命力。

到了1938年海峡殖民地与马来联邦已有华校1015间，学生91,534人，教员3,985人，马来属邦柔佛州则有华校245间，学生人数达14,423人，至于东马，沙巴州1939年有华校59间，学生4,779人；砂劳越州1938年已有华校144间。
在殖民政府不断打压限制之下，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发展不但没有萎缩，反而更加百花齐放！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对族群教育的重视和捍卫的决心。

1941年，在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时期，由于中日战争及马来亚华族人民鲜明的抗日反侵略的正义立场，造成日军血腥屠杀华族同胞。
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许多反日的华校教师与学生惨遭杀害，或被迫逃亡，仅槟城州的钟灵中学，就有8名教师及50名学生殉难。

绝大多数学校被迫停课，奉日军之命而复办的寥寥无几。许多校舍被破坏或占用，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所经历的最黑暗的时期。

当年的林连玉老师，原本在吉隆坡尊孔中学当老师，也因为躲避日军的追杀而暂时放下教鞭，退隐到雪州沿海小镇而揽(Jeram）养猪。直到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才重回尊孔中学。

1945年日本投降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再度发扬热心教育的优良传统精神，奋力复办并全面发展各地的华文学校。经过一年的努力，马来亚联合邦的华校已有 1105间，学生172,101人，教员4513人，复兴之快充分说明华族对子女教育的重视。

1954年6月4日槟榔屿三轮车工友联合会举行了“为南洋大学义踏”活动，500辆三轮车义踏一天，筹获款项逾万，轰动星马两地，充分体现华人社会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精神。

到了1955年，南洋大学在马来亚和星加坡各地华裔群众热烈支援和欢呼声中宣告诞生，标志着本地区的华文教育已发展为由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但在同一期间，华文教育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危机四伏！

可惜的是，星、马人民共同创建的南洋大学，只度过短短的25年春秋（1955-1980）便为"英文至上"的星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所消灭。人民行动党的党魁，就是李光耀。

不过，南洋大学毕竟培养了万多名优秀的南大儿女，而且留下不朽的南大精神！

面对着空前高涨的反殖民斗争与独立要求，英殖民政府对具有强烈爱国意识与反殖民传统的华文教育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企图伺机一举加以消灭！

1948年，由于马共与英殖民政府进行武装对抗；英殖民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许多华校的校长、教师和学生被拘禁或遣送出境。一些学校，如雪兰莪州加影华侨学校，因此被迫关闭。此外，为了杜绝乡村人民接济马来亚共产党（马共），英殖民主义者在《柏利斯计划》下把57万乡村人民强行迫迁到简直就像是大集中营的480个新村，华校也由于迫迁和重建而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也就是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由来。

1949年英殖民政府的中央教育咨询委员会，提出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来塑造"共同的国民意识"及提倡"统一教育制度"，这项建议不但受到华人的非议，也遭到马来人的激烈反对。

1951年初，英殖民政府公布《巴恩教育报告书》，建议以官方语文（英、巫）为媒介的国民学校取代华、印文学校，华人社团纷纷表示反对。

1951年年底，在林连玉努力奔走串联之下，全国华校教师联合会总会（简称教总）于是应运而生。

林连玉出任第一任教总主席，一直到他于1961年被巫统和马华联手，递夺他的公民权为止，前后长达10年。

教总的创立宗旨，是本着各族公民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及接受母语教育是基本人权的信念，争取华、印文与英、巫文并列为官方语文，主张各族母语母文教育一律平等，要求华文教育被承认为国家教育之一环，为民族语文与教育的生存与发展展开不懈的斗争。

<1952年教育法令》接纳《巴恩报告书》的建议，宣布以英、巫文媒介的国民学校取代华、印文学校。但是华社也同时推出《方吴报告书》，强调华文教育的重要性，并建议政府承认及扶助华教的发展，使它成为马来亚国家教育的一环。后来《1952年教育法令》由于财力问题及遭受强烈反对而不能有效执行。

1953年，马华公会（简称马华）联合教总和董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联合会总会的简称）组成"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通称"三大机构"，共同向政府争取华文教育公平合理的权益和地位。

三大机构操作至1959年止的这段期间是董教总（董总和教总的简称）与马华关系良好，共同维护华教的时期。而联盟政府当年也承认，董教总代表大马华文教育发言的地位。
由于《1952年教育法令》不得人心及不能有效执行。《1954年教育白皮书》便建议在华校开设英文班，企图逐渐以英文班取代华文班，最终达到变质与消灭华校的目的；教总呼吁全国华校拒绝为政府开设英文班，粉碎了英殖民主义者的阴谋。

1953年，教总第一次提出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获得当年马华公会第一任总会长陈祯禄答应将它列为该党争取的最后目标。

1964年教总再度发起列华文为官方语文运动，却不获马华支援，以至功败垂成。

同时，教总主席沈慕羽还因此事被马华开除党籍。

当年的马华总会长，就是陈祯禄的儿子陈修信。而沈慕羽当年也是马华青年团的创办人兼第一任总团长。(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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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16 11:01 资料文集短消息

在1955年的马六甲会谈中，教总以大选时支援东姑领导的联盟作为废除《1952年教育法令》的代价，把华、印校死刑判决书（因《1952年教育法令》意图消灭华、印学校，故有此称）销毁掉。

同年7月，联盟（多个政党的联合体）在马来亚第一届全国大选中赢得52席中的51席，取得压倒性大胜。同年9月，政府成立以当时教育部长拉萨为首的教育委员会，检讨《1952年教育法令》及《1954年教育白皮书》，并于1956年发表了《1956年教育委员会报告书》，通称《拉萨报告书》。

1956年，为抗议当局不以华文学校作为学童入学登记站，华教人士发动了热火朝天的"火炬运动"，争取华裔公民把子女送进华文学校，取得广泛教育群众的作用。

为了保持三大民族的团结以利向英殖民政府争取独立，《拉萨报告书》对教育问题作了一些调整，显示了开明的一面，其中包括：

（1）承认三种语文源流学校并存，各以其母语为主要教学媒介；
（2）提供一种"能为本邦全体人民接受"的教育政策；
（3）使马来文成为本邦国家语文，同时维护及扶助本邦非马来人语文及文化之发展。

可是，它在"最终目标"一节却以缓和的语气婉转地提出了"一种语文，一个源流"的教育政策，为往后的教育纷争埋下了伏线。

有关的报告书中第十二段条文这样写：

”我们相信本邦教育政策之最终目标，乃将各籍儿童聚集于一个国民教育制度之下，在此种制度之下，本邦国语(马来语)乃主要之教学媒介，虽然我们认为达成此种目标之进展，必须系逐渐者，而不能橾之过急也。”

1956年，在教总的交涉下，教育部长拉萨答应不将上述"最终目标"列入法令中，使《1957年教育法令》显得比较合理，华教的危机也获得缓和。

1957年教育法令第3条：“本邦的教育政策乃要达致一个为全体人民所接受的国家教育制度。此制度必须符合人民的要求，促进他们本身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以达致一个以巫语为国语，同时，其它居住于本邦的各种族的语文文化也得到维护扶助其发展的国家。”

尽管这样，政府仍然鼓励华文中学接受政府津贴金，改制成英文中学。
在国家独立前，槟城州的钟灵中学、森美兰州的振华中学及柔佛州的昔加末华侨中学先后接受改制为国民型中学，但其他中学仍然站稳维护华教的立场，不为所动，肩负着艰巨的时代使命。

1957年教育部通过各州教育局向中小学校校长发出的、责令超龄学生家长签保子女自动退学。

当时，吉打、槟城、霹雳、雪兰莪、柔佛等地的华文中学都曾发生罢课学潮，反对改制20条及驱逐超龄生。
钟灵中学学生还写了"爱吾华文、爱吾钟灵"的血书，以示捍卫华教的决心。

《1961年教育法令》的通过是联盟政府开始推行单元化教育政策的标志。使华教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1961年教育法令》接纳《拉曼达立报告书》的建议，使"最终目标"更为明朗化与具体化。

对中学，报告书建议："为了国家团结，（教育政策的）目标必须是从国家制度的学校中消灭种族性的中学，以确保各族学生在国民中学和国民型中学里就读。"

对小学，《1961年教育法令》第21条（2）规定教育部长有权在认为适当的时候把国民型小学改为国民小学。仅仅上述两项条文已经足以置华文小学和华文中学于死地。

在《1961年教育法令》通过前，马来西亚半岛原有华文中学共69间。法令通过后，华文中学立即面对改制浪潮的冲击。在严峻的考验下，董教总始终站稳维护民族教育的立场，坚持"津贴金可以被剥夺，华文中学不能不办" 。

在这种情况下，联盟政府还是一意孤行，对教总的领导人进行镇压：褫夺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的公民权及永远禁止教总顾问严元章博士进入本邦；另一方面，则利用马华政客出面鼓吹改制的好处，并保证改制中学将有三分之一课程继续保持以华语为教学媒介。

结果有54间华文中学在威迫利诱下接受改制，只有15间站稳立场，宁可放弃津贴金，成为"华文独立中学"（简称独中）。
华文中学接受改制是60年代华文教育式微的最主要原因，它使华文教育的发展至少落后十年，而且差点儿就此一蹶不振。

1965年，小学升中学会考取消，华文小学的学生可以自动升入国民型中学的中学预备班，国民型中学的学生因此人数大增，而华文独中则面临学生短缺的困境。

1967年，教育部长佐哈里宣布从1968年开始，只有持政府承认文凭的中学生，才准出国深造，意图断绝华文独中学生出国深造之路，这是董教总申办独立大学（简称独大）的直接原因。筹办独立大学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援，展开了广泛的筹款运动。

虽然马华公会反对筹办独立大学，其会长陈修信甚至公然比喻独大的成立简直比铁树开花还难。

可是，联盟政府为了缓和华裔选民的强烈不满情绪，终于在1969年全国大选前二天批准独立大学有限公司之注册申请。1969年的大选竞争十分剧烈，当时华裔为主的反对党以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保存四种源流教育制度，创办独大等作为宣传主题，结果华裔执政党候选人惨败，反对党大捷。

过后即在五月十三日爆发"513"种族骚乱事件。513事件过后，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独大筹款活动也被禁止，争取创办独大的行动也被迫搁置。

从1970年开始，英文小学所有学科（英文除外）便由一年级开始逐年改变，到1975年英文小学实际上已全部改为国民小学（马来文小学）。

英文中学一年级至五年级的媒介语，则在1976-1980年逐步改变，到了1980年英文媒介的课程已全部改为国语媒介。

英文小学改为国民小学，是华族家长和社会人士的前车之鉴，他们深恐当局会在"适当"的时候，把华文小学也改为国民小学。因此，危机意识大为提高，连马华公会当年的总会长李三春也发出"与华小共存亡"的誓言。

1971年政府开始实施《马吉依斯迈报告书》的主张，不以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以种族的人口比例作为收生的根据，即所谓的"固打"制。

其实，从7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各大专马来学生的人数大大超越其人口比例（据第三、四、五大马计划的资料，1970年马来大专学生占53.7%，1975年 71.3%，1980年73.3%，1985年75.5%），造成非马来学生与家长的普遍不满。同年，《大学及大专学院法令》通过。

从"独大案件"的判词看来，在该法令下，非马来文媒介大学，包括私立大学的设立，已不可能。然而，以英文及阿拉伯文为教学媒介的回教大学却在马来西亚建立起来，为此，政府还特地修改"大学与大专学院法令"以达到网开一面的目的。

独立大学的被拒，与回教大学的建立，说明马来西亚华裔公民的语文地位在国内还不如英文与阿拉伯文等外国语文。

到了90年代，政府允许数百间私立学院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仍然不允许华文作为私立学院的主要教学媒介，这种公然的语文歧视政策是任何有尊严的民族都难以接受的。

1971年独大有限公司根据《大学及大专学院法令》的规定，正式向最高元首提呈《独立大学计划》，要求陛下恩准，结果在1974年大选前被拒绝。

1977年，独大有限公司再度向最高元首提呈由4238个华团与政党签盖的要求恩准创办独大的请愿书。经过各种途径的争取，当局还是拒绝给予批准。

1980年，独大有限公司被迫就独大创办遭拒绝事，正式入禀高庭起诉政府，最后仍然以败诉告终。

至此，政府单元化政策可谓已经基本就绪，逐步推行，华小与独中的生存与发展，全靠华社的团结一致，誓死维护。（End)
（摘自<忠政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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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17 00:02 资料文集短消息

我们永远在意母语教育

在华总成立20周年的纪念晚宴上,华总主席方天兴提出了华社最关心的母语教育问题,他除了再次公开要求政府批准华社在关丹和昔加末设立独中之外,也呼吁政府承认统考文凭,并制度化地拨款给华小,在华裔人口密集地区兴建新的华小,以及改善华小的师资。

方先生提的,其实都是老问题。所谓老问题,意思就是说,这些问题长久以来一直悬而未决,10年,30年,甚至50年过去了;问题,也仍然还是问题。

华总晚宴的贵宾是副首相慕尤丁,兼任教育部长的他,应该是最有资格响应上述问题的人。

慕尤丁是这么说的:政府鼓励母语教育发展,不管在任何学校,即使要学习华文的学生人数不多,官员也须提供华文师资。

他也提到了政府最近批准槟城日新国民型中学设立分校,以及政府已允许独中生以统考文凭进入师训等例子,来证明政府在鼓励母语教育的发展。

这样的响应,可说是四平八稳;但是,“政府鼓励母语教育发展”的情况,实际上距离华社的期望还有很大的距离。

华小面对的问题,几乎天天上报,我们都可以倒背如流了,别的不说,只是一个临教问题,就让华社担忧、困扰了半个世纪了。

政府教育体制下的国民中学,母语班的问题更是一箩筐,很多母语班不但只能在课后开办,还面对华文教师严重缺乏的问题。

当年被说服改制为国民型中学的前华文中学,长期以来也备受忽略,除了面对拨款不公平的对待问题,政府当年允许改制中学三分之一时间采用华文教学的承诺,也没有实现,以致一些国民型中学成了人们眼中的“四不像”。

至于独中,作为政府教育体制外的产物,它们的困境,更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回顾历史,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从开始到现在,就是一部轰轰烈烈的“华教运动史”;但也因为受到的对待,华文教育反而成为华人社群的一项重要资源,不只发挥出巨大的团结力量,也提升了华社的文化竞争力。

大马华社一直都把教育当作最后一道不可退让的防线。在这关键点上,华社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如果有一天我们撤下了这道防线,那是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变得真正公平和多元了。
(林明华‧《星洲日报》2011-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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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17 01:03 资料文集短消息

大马《大专法令》出炉的背景

马来西亚因为一宗上诉庭判案宣布大专法令第15（5）（a）条文违宪而顿使舆论沸腾起来，很多人都认为此法令不合时宜，有违民主精神，应予废除；但它的出现也是有时代背景的。

这有需要回到独立前的学生运动，它最初是在新加坡引发的。

先是1954年新加坡华校生为反对服兵役而展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也因与军警冲突而酿成流血事件（主要是华侨中学与中正中学的学生）。

李光耀为两案辩护

虽然学生取得了“胜利”，政府答应适龄的学生缓期服役，但也有学生被逮捕。经审讯后，有28名学生罪名成立，判处缓刑6个月；另外8名被控阻差办公，结果被判监3个月。

李光耀因成为他们的律师而名声大噪。这就是新加坡著名的1954年“513”学运。

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即1954年5月28日，一批马来亚大学（在新加坡，后改称新加坡大学）的学生被捕，面对煽动罪被控上法庭，因为他们在《华惹》（FAJAR）（社会主义俱乐部会刊）刊登一篇题为《对亚洲的侵略》的文章，指责殖民主义者强制马来亚加入军事联盟（东南亚条约），并征召服役而把国家推入战争。因此文章号召人民不要与殖民政府攀上关系。

槟城钟灵爆发学运

李光耀也是他们的辩护律师，结果在同年8月审讯的时候，8名被控学生全数无罪，李光耀也因这两宗案件成为政治红人，促使他在下半年组织了人民行动党。

因为学运在新加坡燃起第一把火后，它在1955年触动槟城钟灵中学的学生介入反对学校接受津贴而被英化，结果有7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因事态严重，导致钟灵中学的学生在1956年举行集会，军警进行镇压后，有68名学生被开除学籍。

华校改制沸沸扬扬

学运经此激发后，不遑多让新加坡，也在马来亚各地发生学生示威与罢课运动，例如进入1957年4月份，斗争逐渐进入高潮，除钟灵生声援被开除学生参与罢考外，韩中与中华的学生也在校内罢课，举行集会。在独立后到了11月份，学潮扩大，波及槟花女中与中华中学，更见各校学生齐涌槟华女中大集会。

紧接着霹雳、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柔佛的各华文中学都动了起来。因此1957年的“一一一四”在后来被列为学潮纪念日，它标志着马新的华校已因教育政策及改制的问题沸沸扬扬。

在政府看来，华校成为左翼的温床。转入1958年，学潮基本上平静下来，但左翼思潮在各华校内滋长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批生力军在60年代参加了左翼的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组合），成为政治活跃份子。

在此之后，马来亚的学运核心因南洋大学的创立（1958年新校舍落成），又转回新加坡，但不再波涛起伏；在60年代中期又化整为零。这与马来西亚成立（1963年）及马新分家（1965年）的政治变动大有关系。

吊诡的是，在70年代扛起华校学运重责的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马来亚大学。当1971年，马大华文学会成为左翼文艺的前哨站后，它就义无反顾地一马当先成为华校学运的接班人。这是1969年“513”族冲突事件后，左翼文化阵地的重新整合，它与“513”无关，也不涉及种族斗争，纯然是一场学生运动。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马来学生也在马来亚大学推动第一波学运，1967年他们介入了支持雪州农民哈密大直落昂地区开拓森林地，并进行耕种和建搭屋子；不久之后，政府认为是非法活动乃采取行动镇压和扫除。这一下子，又激发马大的马来学生在校内示威。刚好也在这一年，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宣告成立，步新加坡大学的后尘，高举左翼旗帜。

华巫学运走入大学

这意味着马来活跃分子已被组织起来，他们也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1968年举行示威抗议苏联入侵捷克。一直到1969年的大选前（4月和5月），马大学生会成功地在全国举行了13个群众大会，先后吸引了10万名群众的捧场，他们的斗争目标已涉及政治层面，包括推广民主，要求让人民获得更大的参政权，进而要求释放政治犯及外国军事基地撤出马来西亚。

至此，马来西亚的华校学运与马来学运已花开两朵，各自表述，且从中学走向大学，又因有左翼的因子在跳动而形成一个左倾的学运在发展；尤其是在1969年“513”事件后，马来学运更是在安华的领导下加入了倒东姑的斗争，他们支持马哈迪而反对东姑的领导，也提早结束了东姑的政治生涯（1970年）。

拉萨限制学生参政

有鉴于学生运动方兴未艾，又已从文化走向政治，在敦拉萨领导下的政府，乃于1971年（国会重开后）提出了《大专法令》，以限制学生参与政治与政党活动。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政府在1974年先后援引内安令及大专法令查封马大华文学会及扣留在华玲反饥饿运动中的领袖安华依布拉欣。

因学运冲击力太大，政府又于1975年修改《大专法令》，更进一步控制学生的参政权和言论及结社的自由。

如今事隔40年了，《大专法令》已成为妨碍民主进程的条文，它的消失也应是意料中事。

（文：谢诗坚 - 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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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血泪史之二（1）

《国民型华文中学与独中的孤军奋战》

上回说到，当1960年《拉曼达立教育检讨报告书》强制实行之后，大马华文教育面对了史无前例的生死存亡冲击。这也成为了大马华文教育学府出现国民型中学、独立中学、国民型华文小学的分水岭。

由于华文小学是独中学生的基本来源，因此国民型华文小学得到华社重点关注，政府的任何企图分化、同化的图谋诡计，都在董教总和华社时刻保持敏感警惕防备之下，迄今无法得逞。华小与独中的生存与发展，全靠华社的团结一致，誓死维护。

第一节；细说从头

在1960年2月18日，教育部长拉曼达立宣布成立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以检讨《1956年拉萨报告书》。这个委员会的9名成员，包括了马华总会长陈修信的3位亲信：梁宇皋、王保尼和许金龙。在马华全力支持的情形之下，8月4日，《1960年教育检讨报告书》（简称《拉曼达立报告书》)正式公布，并在8月13日获联合邦立法议会通过。

1961年起，政府不再举办以华文为媒介的中学公共考试（初中三年级考试、华文中学升学考试和华文中学离校文凭考试)，只以官方语文——马来文或英文作为考试媒介。在中学方面，规定只有“全津贴中学”，即国民中学（马来文中学）与国民型中学(算是华文中学)，和不受津贴的“独立中学”两种分别。

由1962年1月1日起，停止对不合格（即不接受改制)的中学和小学局部资助学校的津贴。而独立中学可以继续存在，但须受到政府教育条例之限制。这意味着，华文中学面对两个选择：接受政府的津贴和条件进行改制为国民型中学，或是不接受政府分文津贴，成为独立中学。

尽管官方和马华公会进行各种宣传，强调改制的种种“好处”，宣称该报告书乃维护华文教育，并无消灭华文教育、华校、华人语文和文化的意图，但在诱使华文中学接受改制方面还是受到民间极大的阻力。以陈修信为首的马华公会新领导层，极力支持《拉曼达立报告书》和华文中学改制。马华公会自此与坚决持反对立场的董教总关系紧张，三大机构于是无法操作，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

1960年11月5日，在马华公会拒绝召开三大机构会议后，董教总自行召开全马华文中学董教会议，大会通过5项议决：
(1) 根据《1957年教育法令》第2条国民型中学的定义，不应改变华文中学教学之媒介语；
(2) 赞成实施小学免费教育；
(3) 应有以华文为媒介语的高初级文凭考试，而价值相等；
(4) 应有以华文为教学媒介之后期小学；
(5) 小学升中学不应受30%的限制。

1961年上半年，各地华文中学都按兵不动，等待董教总的决定。3月15日，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在槟城召开的教总15人工委会会议上，强调“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的坚定立场，大力呼吁全马华文中学不可申请改制，应积极筹办华文独立中学。
5月30日，退出马华公会的前教育部副部长朱运兴，以独立人士身份并以反对《拉曼达立报告书》作为竞选宣言，在安顺国会议席补选中，以3千多数票击败马华公会候选人华景裕。

然而，选民的意愿并不能使联盟政府重新检讨整个教育政策。

相反的，在1961年下半年，马华公会新生代要员如李三春、李孝友、谢敦禄、李润添和教育部长拉曼达立相继通过电台推销华文中学改制的“好处”和“保证”。

教育部和新闻部发放大量宣传品。梁宇皋的《事实胜过雄辩》印成册子到处派送。新闻部宣传刊物《今日之谈》几乎每期都以改制中学为课题。

当局的宣传重点有4项：
一、改制后有三分之一时间学华文；
二、董事部不必为经费操心；
三、学生学费减少，减轻家长的负担；
四、改制后学生有出路。

10月21日，在华社和反对党激烈反对下，国会通过《1961年教育法令》，把《1960年教育检讨报告书》的建议赋予法律地位。为了削弱华社对华文中学改制的抗拒，教育部长在下议院提议准许国民型中学（改制中学)开下午班收容不合格学生。这个建议后来发展为容许改制中学附设独立班。接下来的几个月，则是华文教育的灾难期！

政府采取行动对付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吊销林连玉的教师注册证和褫夺其公民权。

而教总教育顾问严元章博士则永远不准进入马来亚联合邦。

这显示当局已不能再容忍反对人士继续阻碍华文中学的改制！就在这个白色恐怖气氛的时刻，马华公会在教育部、新闻部和政治部的配合下加紧攻势，导致大多数的华文中学董事会在威迫利诱之下陆续接受改制。

东马砂劳越和沙巴州的情况，与西马略有不同。因为《拉曼达立报告书》付诸实行的时候，东马两州仍然还没有加入马来亚联合邦。砂劳越和沙巴，是到了1963年9月16日才在英国殖民地政府安排之下，加入马来亚联合邦，从此完成了《马来西亚》国家的完整版图。

1960年，砂劳越的18所政府资助和私立华文中学共有学生5,050名，22所政府资助和私立英文中学4,224名学生。当年，砂劳越英殖民政府发表《砂劳越中等教育报告书》(《麦里伦报告书》)，主张把华文中学改制为英文中学。12月6日，英殖民政府总督在立法议会建议所有还未采用英语为教学媒介的中学，在几年内逐步使用英语为所有科目的教学媒介，除了研究土著和中国语言及文学科维持现状。

1961年初，英殖民政府教育部长迪逊，致函各华文中学董事会，提出把华文中学改为英文中学的政策，即除了华文科外，其他各科目全部以英文作为教学媒介语，且以10年为期完成改制计划。

1961年中旬，英殖民政府发表《国家中等教育白皮书》，规定中学教育必须以英文为教学媒介，否则从1962年4月1日起撤销津贴金。虽然砂拉越华社强烈反对华文中学改制，但英殖民政府仍强硬推行该改制计划。结果，有6所华文中学拒绝改制为英文中学，而成为华文独立中学，即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第三中学和第四中学，诗巫光民中学、建兴中学和开智中学。其他12所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则逐步变质，先改为英文中学后再改为马来文中学。

在砂劳越、沙巴和马来亚联合邦于1963年9月16日组成马来西亚联合邦后，1983年砂劳越英文中学逐年改用马来文教学，并在《1996年教育法令》下成为目前的国民中学（马来文中学）。砂拉越华社不只坚持经营原有6所华文独立中学（于1945年至1960年创办），更在1962年至1968年创办另8所华文独立中学，即诗巫公民中学，诗巫公教中学，美里培民中学，诗巫黄乃裳中学，石角民立中学，美里廉律中学，泗里奎民立中学，西连民众中学。这就是目前砂劳越仅存的14所华文独立中学，学生4,948人。

至于沙巴，目前沙巴州的9所华文独立中学，都是在1960年代（1962-1969）创办的。在《1961年北婆罗洲教育法令》颁布后，英殖民政府实施统一薪津制度，接受资助的华文中学必须受政府管制。

1970年，沙巴有14所华文中学，即4所政府资助华文中学和10所私立华文中学。1971年，受政府资助的华文中学逐步改为英文中学。1976年，沙巴受资助的英文中学（包括改制的前华文中学），与西马的英文中学一起逐年改用马来文为教学媒介，并在《1996年教育法令》下成为目前的国民中学（马来文中学）。目前，沙巴有9所华文独立中学，学生6,344人。

第二节，独中如何浴火重生？

经历这场威迫利诱和软硬兼施的改制风暴后，华文独中的办学陷入低潮，其生存与发展面临重大危机。60年代至70年代，在政府废除小学升中学考试后，华文独中面对严重的学生来源短缺问题，更被视为收留落第生和“破铜烂铁”的补习学校，独中整体士气低落，惨淡经营。

面对极其恶劣的客观环境，华人社会为了挽救民族母语教育，于1973年在霹雳州发动一场席卷全国的华文独中复兴运动，把全国仅存的60所华文独中从灭亡边缘救活和发展起来。董教总于当年成立董教总全国发展华文独立中学工作委员会，并发动筹募全国独中发展基金及提出《独中建议书》作为独中今后发展的方向指导。

经过30多年的奋斗和建设，独中工委会在推动独中办学的历程中，无论在课本编纂、举办考试、师资培训、技职教育、学生活动、升学辅导、出版业务、资讯收集、基金筹募、奖贷学金等方面均作出重大贡献。

于是，独中的学术水平获得快速提升，学校的硬体和软体设备得到改善，加上华社的大力支持，出钱出力；短短10年内，独中的形象大大改善，优良的师资和学习环境，吸引更多优质学生报读。多年来，在完全没有政府津贴补助的情况之下，独中教育自强不息，许多学术方面和纪律方面的水平，都已大大超越了国民中学。

目前，华文独中的办学已达一定的学术水平，其统考文凭受世界许多大专学府承认。从独中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进入香港、台湾、新加坡、美国、英国、澳洲、纽西兰、德国、法国、中国等等世界知名的学府继续深造。讽刺的是，只有大马自己国内的政府机构，迄今还不肯承认独中统考文凭；虽然独中统考文凭已经一再被证明比政府的PMR,SPM,STPM文凭更加优越。

独中以华文作为主要沟通及教学媒介语，因此独中也被一些华社人士谕为母语教育的堡垒。除了以华文教学，独中也拥有本身特有的考试机制。一般上，独中学生被允许参与政府考试如初中评估考试（PMR)、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SPM）等，另外也必须参与独中统一考试（Unified Examination Certificate; UEC），简称统考。此外，独中也采用了有别于国民中学五年制的教学年限，独中生必须完成六年的中学课程方可正式毕业。因此，在如此特殊的多元化教育政策底下，学生不只能够兼顾华语、英语及马来语的学习，所涉猎的知识领域也能更广泛深入。

然而，到目前为止，独中统考并未受马來西亚政府承认。这造成独中毕业生必须前往本地私立学院或海外国家继续升学。但是，这也使得独中毕业生的足迹遍布了世界各地。除了中國大陸、台湾、香港及新加坡等主要的升学管道外，在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纽西兰、澳洲等国家都有毕业自独中的留学生。除了考试和课程的差异，独中的发展也与国中有分别。

由于面对新世纪的重大考验，独中也打破传统固步自封的教育体制，积极走向国际化及专业化。除了重视师资的培训，独中也积极前往外国或邀请参访团进行交流，务必跟上世界的教育发展潮流。中国大陸、台湾、新加坡等地的中学就常与独中互动及相互学习，这点也造就了独中在发展方向上突飞猛进，与国中的距离正在不断扩大。

由于政府的教育政策经常变更，朝令夕改，使得国中的发展方向模糊，比如最近英文教数理又要改回国文教数理，令数十万国中生无所适从；加上许多国中老师的教学态度散漫，国中生纪律败坏；造成许多学生家长对国中的负面印象越来越深。

在此消彼长的情形之下，许多华裔学生家长，都宁愿选择把孩子送进学费相对高昂的独中求学，也不愿把小六毕业的孩子送进国中。最近几年，每逢新学年来临，我们总是看到许多学术成绩很好、名声不错的独中都有人满为患的现象。一些名校入吉隆坡中华独中、新山宽柔独中、吉隆坡坤成独中、循人独中、尊孔独中、巴生兴华独中、滨华独中等等，都是因为学额有限，报名的学生当中，有超过一半挤不进去；只能望校门兴叹。

其实，由于独中的数目与学额有限，再加上地域限制与个别家庭的经济能力等客观问题，进入独立中学的华小毕业生并不多，每年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华小毕业生进入独中，而多数马来西亚华人都把孩子送到国民中学、国民型中学和英语源流学校。部份家长到现在还对独中有着刻板印象；他们不选择独中是因为认为独中毕业后升学与就业困难，因为独中文凭并不受官方承认。不过，越来越多家长已经对独中完全改观，他们认为独中生现在的出路广，因为有许多外国及私立大专以及私人领域承认统考文凭。

一般上大型独中的学生来源并不成问题，面对学生来源问题的主要是偏远的小型独中。不过，因为客观环境造成的契机，独中已经越来越吃香；过去本是学生人数不足200人的小型独中，如今已发展成为学生人数超过500人的中型独中。而在吉隆坡和雪兰莪，8所独中全都是学生人数超过1000人的大型独中。吉隆坡中华独中、坤成独中、循人独中和尊孔独中，还有巴生兴华独中、新山宽柔独中，更是赫赫有名的巨型独中，学生人数都在2500人以上。

马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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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19 21:15 资料文集短消息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血泪史之二（2）

第三节，政府打压行动从无休止

华文教育，乃至其它非官方语言的母语教育，在马来西亚一向是个争议性的敏感政治课题。国阵政府所采用的《1956年拉萨报告书》主张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应该以国语（马来文）做为所有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语，并曾以此为最终目标来执行。

由于华文独立中学是民间教育团体抵抗这个国家政策而形成的产物，因而它的争论主要都围绕在马来西亚国家的母语教育问题上。由于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及多元文化的国家，种族团结非常重要的。在早期，部份人士认为只有统一在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下才能达到平等与团结，政府因而制定了单一语文政策，并对此观点加以宣传；在认为土著才是国家真正主人的观念下，马来文理所当然成为被用来统一全民的语言。

然而，此观点一开始就遇到了不少反对声音，尤其是认为“多元文化并存与平等共生才能真正达到团结”的人士的异议。而前者（国阵政府）因此往往把后者视作“破坏种族团结”的人。

独中长期以来所追求的 “发展中华民族母语教育和承传中华民族文化，培育民族子女”的发展方向, 原本是为了让华人可接受完整的母语教育。然而，在国家语文政策实行下，华文教育工作者，尤其是董教总，经常会被以巫统为主的马来族群，尤其是巫统的官员批评为“华人极端主义分子”（英语：Extremist Chinese），而独中也被视为“华人的学校”、“中国人的学校”等。

部份批评者认为，独中学生都会自认承传中华文化（既不符合国家政策）而且拥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而在日常言语中讥笑其他语言源流的华人没有根，没有文化，香蕉人，红毛屎，崇洋媚外...等等排他字眼。然而，这种评语，多数的华人，尤其董教总和独中等华教工作人士，都不会接受，认为这是不中立、不客观、充满族群偏见与族群歧视的观点。事实上，独中也有少数的马来人与印度人学生，东马还有其他土著学生就读。教职员也有其它种族的教师。

在“茅草行动”时期，当时的首相马哈迪曾经点名直指华教斗士沈慕羽为反政府的极端分子。在2002年，内政部长伊萨，在使用英语教数学和理科的问题上，曾警告反对在华小实行英文教数理政策的华人，认为他们试图挑起种族情绪，并警告可能将会动用《内安法令》。

独中乃至华文教育工作人士常被一些人认为是华人极端主义是基于以下几种理由：
1. 反对政府以英语教数理；（这个课题现在连国阵政府自己也在反对了）
2. 反对中学改制为单一源流；
3. 课本被认为偏重视中国历史；
4. 有人认为课本内容多来自台湾；
5. 认为不同源流学校是种族隔离。

而支持独中与母语教育的人士认为：
1. 用学生未掌握的语言来教学，将事倍功半。语文科与数理挂钩，将牺牲掉语言能力较弱的学生，令数理变成一门不易掌握的知识，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不符合教育原理，尤其是英语不普遍的乡区。

2. 升上国中的华小毕业生的辍学率一般比独中生来得高，不能适应语言环境的转变被认为是一大因素，因此国家应该设置多语、多元化的教学环境，以让能力不同的学生能有效并快乐地学习。

3. 独中对本国历史、各族的背景历史等一样并重，也注重世界史，以便让学生在认识本国历史的同时也可以了解不同种族之间的历史以及世界的历史。

4. 独中的课文内容是依据马来西亚政府的教育大纲而自行编写，并不是来自台湾。台湾与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只是提供技术协助。

这里附录一份大马全国独中的分布表，清楚可见，除了彭亨、登嘉楼和玻璃市之外，其他州属都有独中存在。

吉隆坡：
1. 吉隆坡循人中学
2. 吉隆坡坤成中学
3. 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
4.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雪兰莪：
1. 巴生光华（独立）中学
2. 巴生滨华中学
3. 巴生兴华中学
4.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霹雳：
1. 怡保深斋中学
2. 霹雳育才独立中学
3. 怡保培南中学
4. 班台育青中学
5. 江沙崇华独立中学
6. 曼绒南华独立中学
7. 金宝培元独立中学
8. 安顺三民独立中学
9. 太平华联中学

柔佛：
1. 麻坡中化中学
2. 利丰港培华独立中学[1]
3. 居銮中华中学
4. 永平中学
5. 峇株华仁中学
6. 新文龙中华中学
7. 笨珍培群独立中学
8. 新山宽柔中学
9. 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马六甲：
1. 马六甲培风中学

森美兰：
1. 芙蓉中华中学
2. 波德申中华中学

吉打：
1. 双溪大年新民独立中学
2. 亚罗士打新民独立中学
3. 亚罗士打吉华独立中学

槟城：
1. 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
2. 槟城韩江中学
3. 槟城钟灵（独立）中学
4. 槟城槟华女子独立中学
5. 槟城菩提独立中学

吉兰丹：
1. 吉兰丹中华独立中学

砂拉越：
1.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2. 古晋中华第三中学
3. 古晋中华第四中学
4. 石角民立中学
5. 西连民众中学
6. 诗巫光民中学
7. 诗巫黄乃裳中学
8. 诗巫建兴中学
9. 诗巫公教中学
10. 诗巫公民中学
11. 民都鲁开智中学
12. 美里培民中学
13. 美里廉律中学
14. 泗里奎民立中学

沙巴:
1. 沙巴崇正中学
2. 沙巴建国中学
3. 沙巴吧巴中学
4. 沙巴保佛中学
5. 丹南崇正中学
6. 斗湖巴华中学
7. 古达培正中学
8. 沙巴拿笃中学
9. 山打根育源中学

第四节，国民型中学目前的处境

说过了独中如何浴火重生，成为大马华文教育事业的坚强堡垒之后；让我们回头来，看看当年被马华甜言蜜语欺骗“失身”，改制成为“国民型华文中学”的华文学府，现在变成什么样子。这个又需要细说从头了。

1956年，就在华社极力抗拒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打压行动之际，槟城钟灵中学在当时的校长汪永年（很巧，跟当年中国最大的汉奸汪精卫同姓）穿针引线下，主动向联盟政府申请津贴，成为我国“国民型中学”的始作俑者。

接着，芙蓉振华中学，在董事长叶茂达的率领下，也接受了政府的改制建议，华社更为之哗然！当年极力反对改制的教总主席林连玉如此形容：这是第二枚原子弹在华社里爆炸了！

同年10月，昔加末侨民中学的董事和赞助人，在出席人数稀少的大会上，也通过接受改制。前后不到两个月，中马及南马两间华文中学改旗易帜，归顺朝廷；一时之间，华校改制疑云，和那令人窒息的气压，笼罩整个华社。1957年大马宣布脱离英国成为独立国家，但同时全国华文中学也爆发了总罢课学潮。

华校教师和学生们发出了他们的呼吁，反对华校改制。

最激烈的，是槟城和怡保。结果怡保4间中学遭到最久的查封，槟城4间中学开除了最多的学生！

这是大马独立第一年，华文教育就发生的第一宗最不幸的事件。这也成为了大马独立年的一个黑点。1961年，政府宣布废除以华文为媒介语的高初中会考，取消津贴给拒绝改制的华文中学。这又像是一颗炸弹引爆，震动整个华教界。当年以陈修信在首相东姑阿都拉曼鼎力相助之下，结合党内英文教育元老派系力量，在1959年党选中排挤了亲华文教育少壮派的林苍佑、朱运兴、杨邦孝、陈世英等人，重新控制马华公会之后，全力配合巫统，支持《拉曼达立报告书》。

杨邦孝后来随新加坡退出大马，在新加坡司法界服务，曾经担任新加坡大法官最高职位。

陈修信以金钱银弹攻势出击华校，向华社极力鼓吹和游说华文中学改制，大肆宣扬改制的好处；一再声明改为国民型中学后仍会保有3份之一的华文课本；还一再宣称如果拒绝改制，经费和学生来源都会成为问题，华文独中是难以发展，死路一条！

当年，林连玉已经被对付，公民权被递夺；华教界士气低落；许多华文中学董事部认为董教总已经没有作为，不接受改制只有关闭。于是掀起了改制风潮。1962年，共有55间华文中学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其中北马更是严重灾区。

槟城10间华文中学，有9间改制；霹雳14间华中，只有两间没有改制；简直溃不成军。当年能够坚持不改制的华文中学，只有16间，而其中6间就在柔佛。也就是说，在改制风潮侵袭下，只有柔佛州最能坚持到底，尤其是宽柔中学更成为抗拒改制的桥头堡。

由于宽柔的坚持，带动州内其他5间华文中学并肩作战，稳守立场。正是当年新山华社动用大脑，在华教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独排众议、力挽狂澜，终于为华文中学打开一条独立自主的生路！若非如此，柔佛州恐怕也保不住6间独中，成为当年捍卫独中的大本营了！时隔50年，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回头看看，独中和国民型中学的发展概况，可以发现；独中在董教总和华社苦心经营之下，已经开花结果，成为华文教育的典范；甚至来自印尼、泰国、菲律宾的华侨学子也远道而来就读。

但是国民型华文中学呢？今天的国民型华文中学，被一些教育界人士成为弃婴。其实不对，50年过去了，就算是婴儿也已长大成人。真正比较贴切的形容词，应该是弃妇：被马华始乱终弃的孤女！当年马华信誓旦旦的保证，后来都被证明只是谎言。

马华保证改制的国民型华文中学，仍然会保有三份之一，或33%的华文课时间；可是，真相却是从70年代起，所有的国民型华文中学只能保有一周三到五节华文课；远远低于三份之一。马华当时也保证的“政府100%全津贴；经费不成问题”云云，也被证明只是谎言！实际上，政府只承担教师薪水和部分费用，要发展？还是得自己设法筹钱。

近年来，因为华社和董教总将所有的精神和财力集中在发展独中、捍卫华小方面；改制的国民型中学，当年是被政府，尤其是马华鼓动改制的；还许下很多甜蜜的承诺。因此，无论从法令的角度还是社会观点来看，国民型华文中学的发展课题，都应该是政府，尤其是马华的责任。严格来说，跟董教总无关。但是，一些马华领袖却在这个时刻把国民型华文中学没有获得照顾，发展落后，没人关心，形同弃妇的处境，归咎董教总和华社，企图混淆视听；是一种恬不知耻的行为。

历史的真相就像一面照妖镜，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华文中学改制，是马华一首促成的，反对改制的教总主席林连玉，都被马华和巫统里应外合递夺公民权，导致他丧失国籍、丧失所有福利，晚景凄凉，最后郁郁而终。罪魁祸首是谁？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马华以为年代已经久远，很多人已经不记得当年的真相，所以企图蛊惑民心，怪罪华社和董教总没有关心国民型中学的发展需要。甚至还有人鼓动群众，发表设立《国中董事联合会》之类的组织；明打明就是想在董总之外另设《国董总》，以便增加一个平台，继续进行打压董教总的活动。马华的用心可谓险恶，其心可诛！

多年来，改制国中的董事部，如果延续先贤的退让态度，继续逆来顺受，让教育局的偏差政策打压；则改制国中的状况就只能是每况愈下。董事们一味自我放弃争取的权益，却又巴望董教总和华社出手打救，不对马华的始乱终弃进行追究责任，根本是本末倒置。此外，改制国中只剩下一科华文，而且每周只有三到五节上课时间，这种中学还能被归类为华校吗？

一些改制国中，甚至因为华裔老师比较少而没有强制学生必须上华文课；这样的国中，还是华文中学吗？应该变成了国文中学才对。华社50年来在维护独中和华小方面，出钱出力，长期奋战；可说已经是疲于奔命；现在又要帮政府和马华照顾国中？不但百上加斤，难于负荷，而且没有这个必要。

如果国中董事部不积极向政府争取应有的权益，却把发展的负担推给华社，而华社又义不容辞的承担起来的话；那么，国阵政府就会顺理成章的把国中应得的拨款一再缩减，国中就会更进一步陷入自生自灭的窘境。

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国中是政府和马华强迫改制而生出来的孩子，政府就有责任负起抚养的重担。而国中既然在50年前已经归附政府接受改制，就应该认定这个“有钱的父亲”，如何能反过来向“既非亲娘，又非生父”的穷困华社求救？

当前时区 GMT+8, 现在时间是 2015-6-29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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