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那些层出不穷的事故新闻，我总觉得自己能完好无损地活到现在，真的是个奇迹。
我曾在午夜时独自穿越悉尼城，也曾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街头和骗子勇斗。在大堡礁潜水时，我的呼吸嘴在十米水下松脱一半，我淡定地做了一套船上教的标准动作把它戴回去，再用肺里最后一口气把里面的水吹掉。虽然没事，倒是把教练吓了一大跳。从小到大，我竟然很少感到对外界事物的恐惧。
即便是在梦中，我也总是拿起武器就去作战，敌人包括怪兽、僵尸、黑社会、变形金刚和龙，而我面不改色。所以每当我听到有女生问“一个人旅行好害怕怎么办？”，都会产生淡淡的隔阂感。我妈总叫我傻大胆，我觉得有点道理。
今年年初和爸妈一起去泰国旅行，三人租了两辆小摩托代步。于是我一个人在前面风驰电掣，等想起来停下的时候，才发现他们俩早就没影了。我一路骑反道找回去，心里反复演练他们出车祸的可能，担心得要哭。一直骑到最后见面时的菜市场都没见到人，我又没带手机，顿时觉得山穷水尽，一筹莫展。
正当我和菜贩手舞足蹈地比划借手机时，爸妈居然后脚也到了。原来他们早就回到了酒店，而是路痴的我生生骑过了头。据说在来找我的路上，他们联想的是网上风行的泰国拐卖人口案，并且做好了一直留下来找我的心理准备。
看到我没事，我妈得意地对我爸说：“我和她小时候就有约定，哪里丢的就回哪里等。”
这个约定直到我二十几岁还派上用场，一定是我路痴又散漫得太厉害了吧。我这才想起来，自己对险境的钝感并非是因为我生活在巨大的安全感中，而是父母早就在我能接触到那些危险之前，就替我把它们屏蔽了。
昨天看到“乡村最美女教师”的新闻，印象最深的是女主角终于见到了失散多年的父母，表示想留在家里，再也不回那个吞食她大半辈子的山沟了。但她父母只是坐在床上叹气：“你回去的话，公婆家就会人财两空，孩子又怎么办？”
我无法想象她听到这句话是什么感受。我只知道的是，她最后还是回到了那个山沟，作为一件对“母性”和“善良”的祭品，活在赞颂的光晕中。她对记者说：“我不忍心伤害家里人。”但我听到的分明是：“我害怕被围观者撕碎。”
人世间的险恶，都是由点点滴滴的自私和冷漠堆积而成。这座山上贴着的真言是“理所当然”，其下埋葬着弱者的累累白骨，永世不能翻身。
一个朋友看到新闻后难过得睡不着觉。她在朋友圈里回复我的劝慰：“这里总有一群生活在平行空间的民众和匪夷所思的宣传口。除了这种偶尔被曝出来的个例，我们是无法听到和看到‘他们’的，贫富差距大到‘隔离’的地步，精英再努力也只会改善自己的生活，根本无法了解穷人。无数的村子只能在害人和自生自灭之间沉沦。”
想起当年东莞扫黄事件，无数网民激愤抗议，演变成又一次对女性身体的消费和狂欢。我在人人网上写过一篇驳论，反对者一半认为三千万单身男性的生理“刚需”必须解决，另一半骂我长得丑才会做女权。
在“刚需”和“女权”之间，还有多少个郜艳敏？我们的社会拒绝给女人保护伞，还在她们的尸体上开庆功会。
不忍心再写下去。坐在电脑前吹着空调打着字，我深知自己和她们相比，属于一个“特权”阶层。然而自由安全地生活，难道应是特权吗？
我只是希望有一天，我们都不再有害怕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