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议会选举遭重创
一场大震动刚刚席卷马来西亚政界。自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以来统治该国、以各民族为基础的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BarisanNasional，简称“国阵”），在2008年3月8日举行的议会大选中其政治力量遭遇空前的削弱。国阵现在在国会中的议席只占63％，远远少于之前的91％。在野党现在控制了马来西亚13个州议会中的5个州，而在3月8日以前只有1个州议会由它们控制。
这场大选的失利显示出三个主要民族——马来人、华人和印度裔——对国阵的支持率下降。
造成国阵这一屈辱的原因，与总理巴达维在2004年以91％的选票获得胜利并开始他的第一个任期的原因相同。那次大比例获胜反映了人们对巴达维承诺的压倒性认可——他承诺让马来西亚远离两极分化和腐败政治。此前，执政党联盟在国会的议席在近40年的时间里一直徘徊在70％左右。
他的前任马哈蒂尔由于系统地破坏民主与法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厌恶。不过，由于巴达维是马哈蒂尔选定的继任人，同一个政治联盟也继续执政，进行激进改革的承诺是个完成起来极为艰巨的任务，因为这将导致重新分配政治租金，并可能因此使根深蒂固的权力经纪人聚在一起挑战巴达维的领导。此外，快速修改政策会使政治权威丧失，因为这样做等于承认国阵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犯了全面管理不善的错误，这一指责使巴达维不能完全置身事外。
在野党在这次选举中的大回转在本质上是一场针对国阵的庞大的抗议投票，选民们认为国阵对马哈蒂尔的分裂政策和裙带式管理进行调整的进展太慢。巴达维应利用这次选举挫折，说服他的马来民族党马来西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MNO，简称“巫统”）（该党在国阵拥有压倒性优势），使他们相信国阵能否继续在政治上处于领导地位就看能否立即采用截然不同的治理结构、发展模式和社会契约，使各民族团结起来，增加国家的责任，并给经济注入新的动力。
争取在逆境下成功一直是巴达维的一个标志。1987年，巴达维参加了一场反抗马哈蒂尔的起义，从此登上政治舞台。虽然反抗失败了，但他后来被马哈蒂尔招回，后者发现他的管理和政治天分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有理由相信，巴达维能够再次在马来西亚政坛东山再起。然而，巴达维对巫统的改造将要求他从2008年选举的失败中吸取正确的教训。
压榨华裔和印度裔企业
自1971年以来，巫统一直执行一项全面的计划，向马来社会（尤其是亲巫统部分）转移财富和收入，这一计划是以民族为标准，对广泛的国家和私人活动如财政转移、国家就业、国家采购、大学招生、私营部门雇用以及执照发行等进行征税。
这项计划产生的明显后果就是华人和印度裔在行政系统中衰落，尤其是在警察和武装部队中，而受国家优待的马来族大企业（往往是垄断企业）则迅速形成，由前马来族公务员控制的大型官联企业（GLCs）增加，腐败（及其对政绩的有害作用）增长，华人资本大规模迁离，以及华裔和印度裔中产阶级持续向外迁移。
不幸的是，对巴达维来说，这种庇护制度已变得越来越难维持，原因是1997-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马来西亚的GDP增长趋势放缓，使巫统获得并作为政治恩赐进行分配的政治租金的增速减缓。
不过，对政治恩典的需求的增速仍保持在1997年之前的水平上，使政治庇护系统在财政上不可持续。对此，巫统提高了对华人和印度裔社区的租金提取率（如：官联企业被命令只能够与马来族供应商交易，对大部分商业活动发给马来族的执照比例大幅增加），因此华人和印度裔从巴达维2004年竞选时的承诺中醒悟过来。
增加对华裔和印度裔企业的压榨是极其没脑筋的，因为它阻碍了私人投资，使GDP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并为潜在的更高的租金提取率和更低的GDP增长率打下基础。
对华人及印度裔的宗教挤压
自2004年以来，让非马来族社区极大失望的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日益伊斯兰化，他们感觉到那受到了巫统的支持。2007年5月，马来西亚的联邦法院（相当于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尊重伊斯兰宗教法庭此前对一名女子从伊斯兰教改信基督教不给予法律承认的决定，这相当于无耻地承认包括“宗教自由”条款在内的宪法在那片土地上不是最高法律。到目前为止，伊斯兰宗教法庭拒绝了每一宗改变伊斯兰教信仰的申请。
与此同时，一些由巫统控制的州政府在拆除“违建的”、独立之前已经存在的中式和印式寺庙上表现出不寻常的热情。伊斯兰官员还夺走并掩埋了几个曾声称皈依伊斯兰教的印度人的尸体，却没有对其直系亲属强烈的要求给予应有的考虑。此外，政府决定，基督教出版物的马来语译本不能再将“神”翻译为“真主”，尽管这在其他穆斯林国家是一种普遍的做法。
华人和印度裔人长期以来与巫统的关系要好于另一个强大的马来族政党——马来西亚伊斯兰党（PAS），因为后者是一个致力于建立一个神权国家的伊斯兰政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PAS基于多元文化主义修改其神权国家目标以实现伊斯兰统治时，除了传统的马来族优先政策，巫统又开始推行伊斯兰教优先政策。因此，华人和印度裔第一次一起把票投给包括PAS在内的反对党阵线也就不足为奇了。
忽略了中产之间已形成的超越种族的国家认同
然而，巫统犯下的最大失误不是经济紧缩和对华人及印度裔的宗教挤压，而是没认识到三大民族对改善政绩（尤其是关于腐败、法律和秩序）、改善种族和宗教关系的共同愿望有多么强烈。尤其是后一个愿望，是靠在全国推行马来人优先政策而获得了长久兴盛的巫统领导层没有察觉到的一种改变。
过去30年，收入快速增长和城市化已使三个民族成长中的中产阶层相互间熟悉起来，稳步增长了种族认同之上的国家认同。
巫统在2008年大选损失惨重的原因是，它忽略了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马来族、华裔和印度裔人士对一个更和谐社会的普遍愿望。公众普遍被巫统疏远了，巫统偶尔会做出挑衅手势，例如在其年度党大会上挥舞马来短剑，这被解读为巫统有意采取极端行动以达到它的目标。
马哈蒂尔时代腐败的政治和无能的施政继续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到巴达维时代，并没有减弱。糟糕的罪案情况没有一丝可察觉到的改善，而政府也没有跟进由巴达维执政后成立的一个皇家委员会草拟的关于改革的建议。当警察部队的商业事务分支和反腐败机构开始逮捕涉嫌渎职的在野党成员时，巴达维的行为让公众震惊：对这样一场被普遍认为是基于犯罪基础上的内部分赃争吵，他放任自流。
马来西亚的改革议程
有三套相互关联的装置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第一套重点放在能够使马来西亚建国的社会政治契约。首先是要逆转1957年定下的马来西亚式多元文化原则受到的侵蚀。宪法的各个篇章（特别是针对宗教自由、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和马来族的特殊地位的部分）应被果断地明确为国家最高法律。通过优先的国家付费计划加强社会正义，应根据受助人的收入水平而不是种族来决定。贫困是无分种族的，所以援助的范围应该扩大。
第二套必要的改革是提高国家的行政绩效。要达到这个目标，最根本的是提高国家对其纳税人的责任心，方法则是媒体自由和司法独立，两者受专业操守控制。单凭马来西亚很幸运地拥有的自由选举，是不足以使一个政府充分对公众负责的。尽管国家就业的种族配额制度将在未来数年里延续下去，但对行政责任心的改善要求官僚内部严格根据成绩来安排升迁。
第三套改革，是选择一种新的经济增长发动机。马哈蒂尔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工具是马来西亚1969-1971年环境下的产物。此后，世界和马来西亚都经历了很多改变。经济全球化以及马来西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中等收入的工业化国家，这些都要求提升国家的战略远见和政治框架。马哈蒂尔战略不能像过去那样有效，许多政策手段（如《工业协调法令》）现在造成了痛苦，却没有收获。
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下一阶段必须以知识为动力，而这要求政府将其注意力从大规模的实物资本积累（如完成计划中的马来西亚行政首都PutraJaya的修建）转向大量的人力资本积累，并利用英才去激励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发挥其生产潜力。后者代表了一种转变，从现时的零和心态转向一种认识，即任何创造出来的新知识将即刻被其他合资格的同工们吸收，他们将以此为基础造福于所有人。此外，为促进训练和沟通，成为世界上领先的创新中心，必须大力推广英语教学，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抓起。
大部分的穷人是马来人，因此必须有专门的项目针对这些穷人。加速马来人经济发展的专门项目应更多地强调人力资本的获取，而不是目前的财政资本的转移。要过渡到以知识为主导的经济，马来西亚需要更多的马来人作为世界一流的研究人员出现，如果他们的训练通过艰巨的国内竞争和更好的学习英语的途径得以强化，这一要求能够实现。要加快有活力的马来企业和工程集团的扩大速度，不是用首选供应商的政策取代市场竞争机制，而是要加强这些群体的竞争力。
巫统现在站在十字路口，要么继续使用老一套的政治手段，要么成为全面改革的代理人，使巴达维能够迅速实施那些在2004年竞选中许下的改革承诺。如果巫统不继续前进，马来西亚最后仍将继续前进，但将不再处于巫统的领导之下。
（作者是布鲁金斯研究员、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电子邮箱wtwoo@ucdavis.edu。本文由本报助理编辑温翠玲翻译）
转自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一场大震动刚刚席卷马来西亚政界。自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以来统治该国、以各民族为基础的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BarisanNasional，简称“国阵”），在2008年3月8日举行的议会大选中其政治力量遭遇空前的削弱。国阵现在在国会中的议席只占63％，远远少于之前的91％。在野党现在控制了马来西亚13个州议会中的5个州，而在3月8日以前只有1个州议会由它们控制。
这场大选的失利显示出三个主要民族——马来人、华人和印度裔——对国阵的支持率下降。
造成国阵这一屈辱的原因，与总理巴达维在2004年以91％的选票获得胜利并开始他的第一个任期的原因相同。那次大比例获胜反映了人们对巴达维承诺的压倒性认可——他承诺让马来西亚远离两极分化和腐败政治。此前，执政党联盟在国会的议席在近40年的时间里一直徘徊在70％左右。
他的前任马哈蒂尔由于系统地破坏民主与法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厌恶。不过，由于巴达维是马哈蒂尔选定的继任人，同一个政治联盟也继续执政，进行激进改革的承诺是个完成起来极为艰巨的任务，因为这将导致重新分配政治租金，并可能因此使根深蒂固的权力经纪人聚在一起挑战巴达维的领导。此外，快速修改政策会使政治权威丧失，因为这样做等于承认国阵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犯了全面管理不善的错误，这一指责使巴达维不能完全置身事外。
在野党在这次选举中的大回转在本质上是一场针对国阵的庞大的抗议投票，选民们认为国阵对马哈蒂尔的分裂政策和裙带式管理进行调整的进展太慢。巴达维应利用这次选举挫折，说服他的马来民族党马来西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MNO，简称“巫统”）（该党在国阵拥有压倒性优势），使他们相信国阵能否继续在政治上处于领导地位就看能否立即采用截然不同的治理结构、发展模式和社会契约，使各民族团结起来，增加国家的责任，并给经济注入新的动力。
争取在逆境下成功一直是巴达维的一个标志。1987年，巴达维参加了一场反抗马哈蒂尔的起义，从此登上政治舞台。虽然反抗失败了，但他后来被马哈蒂尔招回，后者发现他的管理和政治天分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有理由相信，巴达维能够再次在马来西亚政坛东山再起。然而，巴达维对巫统的改造将要求他从2008年选举的失败中吸取正确的教训。
压榨华裔和印度裔企业
自1971年以来，巫统一直执行一项全面的计划，向马来社会（尤其是亲巫统部分）转移财富和收入，这一计划是以民族为标准，对广泛的国家和私人活动如财政转移、国家就业、国家采购、大学招生、私营部门雇用以及执照发行等进行征税。
这项计划产生的明显后果就是华人和印度裔在行政系统中衰落，尤其是在警察和武装部队中，而受国家优待的马来族大企业（往往是垄断企业）则迅速形成，由前马来族公务员控制的大型官联企业（GLCs）增加，腐败（及其对政绩的有害作用）增长，华人资本大规模迁离，以及华裔和印度裔中产阶级持续向外迁移。
不幸的是，对巴达维来说，这种庇护制度已变得越来越难维持，原因是1997-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马来西亚的GDP增长趋势放缓，使巫统获得并作为政治恩赐进行分配的政治租金的增速减缓。
不过，对政治恩典的需求的增速仍保持在1997年之前的水平上，使政治庇护系统在财政上不可持续。对此，巫统提高了对华人和印度裔社区的租金提取率（如：官联企业被命令只能够与马来族供应商交易，对大部分商业活动发给马来族的执照比例大幅增加），因此华人和印度裔从巴达维2004年竞选时的承诺中醒悟过来。
增加对华裔和印度裔企业的压榨是极其没脑筋的，因为它阻碍了私人投资，使GDP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并为潜在的更高的租金提取率和更低的GDP增长率打下基础。
对华人及印度裔的宗教挤压
自2004年以来，让非马来族社区极大失望的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日益伊斯兰化，他们感觉到那受到了巫统的支持。2007年5月，马来西亚的联邦法院（相当于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尊重伊斯兰宗教法庭此前对一名女子从伊斯兰教改信基督教不给予法律承认的决定，这相当于无耻地承认包括“宗教自由”条款在内的宪法在那片土地上不是最高法律。到目前为止，伊斯兰宗教法庭拒绝了每一宗改变伊斯兰教信仰的申请。
与此同时，一些由巫统控制的州政府在拆除“违建的”、独立之前已经存在的中式和印式寺庙上表现出不寻常的热情。伊斯兰官员还夺走并掩埋了几个曾声称皈依伊斯兰教的印度人的尸体，却没有对其直系亲属强烈的要求给予应有的考虑。此外，政府决定，基督教出版物的马来语译本不能再将“神”翻译为“真主”，尽管这在其他穆斯林国家是一种普遍的做法。
华人和印度裔人长期以来与巫统的关系要好于另一个强大的马来族政党——马来西亚伊斯兰党（PAS），因为后者是一个致力于建立一个神权国家的伊斯兰政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PAS基于多元文化主义修改其神权国家目标以实现伊斯兰统治时，除了传统的马来族优先政策，巫统又开始推行伊斯兰教优先政策。因此，华人和印度裔第一次一起把票投给包括PAS在内的反对党阵线也就不足为奇了。
忽略了中产之间已形成的超越种族的国家认同
然而，巫统犯下的最大失误不是经济紧缩和对华人及印度裔的宗教挤压，而是没认识到三大民族对改善政绩（尤其是关于腐败、法律和秩序）、改善种族和宗教关系的共同愿望有多么强烈。尤其是后一个愿望，是靠在全国推行马来人优先政策而获得了长久兴盛的巫统领导层没有察觉到的一种改变。
过去30年，收入快速增长和城市化已使三个民族成长中的中产阶层相互间熟悉起来，稳步增长了种族认同之上的国家认同。
巫统在2008年大选损失惨重的原因是，它忽略了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马来族、华裔和印度裔人士对一个更和谐社会的普遍愿望。公众普遍被巫统疏远了，巫统偶尔会做出挑衅手势，例如在其年度党大会上挥舞马来短剑，这被解读为巫统有意采取极端行动以达到它的目标。
马哈蒂尔时代腐败的政治和无能的施政继续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到巴达维时代，并没有减弱。糟糕的罪案情况没有一丝可察觉到的改善，而政府也没有跟进由巴达维执政后成立的一个皇家委员会草拟的关于改革的建议。当警察部队的商业事务分支和反腐败机构开始逮捕涉嫌渎职的在野党成员时，巴达维的行为让公众震惊：对这样一场被普遍认为是基于犯罪基础上的内部分赃争吵，他放任自流。
马来西亚的改革议程
有三套相互关联的装置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第一套重点放在能够使马来西亚建国的社会政治契约。首先是要逆转1957年定下的马来西亚式多元文化原则受到的侵蚀。宪法的各个篇章（特别是针对宗教自由、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和马来族的特殊地位的部分）应被果断地明确为国家最高法律。通过优先的国家付费计划加强社会正义，应根据受助人的收入水平而不是种族来决定。贫困是无分种族的，所以援助的范围应该扩大。
第二套必要的改革是提高国家的行政绩效。要达到这个目标，最根本的是提高国家对其纳税人的责任心，方法则是媒体自由和司法独立，两者受专业操守控制。单凭马来西亚很幸运地拥有的自由选举，是不足以使一个政府充分对公众负责的。尽管国家就业的种族配额制度将在未来数年里延续下去，但对行政责任心的改善要求官僚内部严格根据成绩来安排升迁。
第三套改革，是选择一种新的经济增长发动机。马哈蒂尔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工具是马来西亚1969-1971年环境下的产物。此后，世界和马来西亚都经历了很多改变。经济全球化以及马来西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中等收入的工业化国家，这些都要求提升国家的战略远见和政治框架。马哈蒂尔战略不能像过去那样有效，许多政策手段（如《工业协调法令》）现在造成了痛苦，却没有收获。
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下一阶段必须以知识为动力，而这要求政府将其注意力从大规模的实物资本积累（如完成计划中的马来西亚行政首都PutraJaya的修建）转向大量的人力资本积累，并利用英才去激励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发挥其生产潜力。后者代表了一种转变，从现时的零和心态转向一种认识，即任何创造出来的新知识将即刻被其他合资格的同工们吸收，他们将以此为基础造福于所有人。此外，为促进训练和沟通，成为世界上领先的创新中心，必须大力推广英语教学，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抓起。
大部分的穷人是马来人，因此必须有专门的项目针对这些穷人。加速马来人经济发展的专门项目应更多地强调人力资本的获取，而不是目前的财政资本的转移。要过渡到以知识为主导的经济，马来西亚需要更多的马来人作为世界一流的研究人员出现，如果他们的训练通过艰巨的国内竞争和更好的学习英语的途径得以强化，这一要求能够实现。要加快有活力的马来企业和工程集团的扩大速度，不是用首选供应商的政策取代市场竞争机制，而是要加强这些群体的竞争力。
巫统现在站在十字路口，要么继续使用老一套的政治手段，要么成为全面改革的代理人，使巴达维能够迅速实施那些在2004年竞选中许下的改革承诺。如果巫统不继续前进，马来西亚最后仍将继续前进，但将不再处于巫统的领导之下。
（作者是布鲁金斯研究员、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电子邮箱wtwoo@ucdavis.edu。本文由本报助理编辑温翠玲翻译）
转自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